中國有三個半人，兩廣人算一個，江浙人算一個，湖南人算一個，山東人算半個。

花落閑池

“中國有三個半人，兩廣人算一個，江浙人算一個，湖南人算一個，山東人算半個。而湖南人的影響似乎更深遠(yuǎn)些�！� 關(guān)于錢先生的“三個半說”，一語歸綜，即兩廣人跳出來，說：革命了！于是江浙出錢，湖南出人，鬧將起來，事情搞得差不多了，山東人出來擬章程，就這么，天下由大亂而大治，三個半人便搞定了。 “中國有三個半人，兩廣人算一個，江浙人算一個，湖南人算一個，山東人算半個。而湖南人的影響似乎更深遠(yuǎn)些�！� 錢鐘書先生的這番話可謂擊中了湖南人的心扉，湖南人很是受用，在和外省人談及自己的籍貫是如何牛逼時，此話也被每每稱引，并順帶出“半部中國近代史由湘人寫就”之類的壯言，夯實洋溢在嘴巴上的自豪感。兄弟是湖南人，但性格內(nèi)向，看到《湖南人為什么縱橫中國》那樣的標(biāo)題，心里有說不出的緊張。當(dāng)同志們問起自己的籍貫時，報聲“湖南人”，僅此而已。倘若對方禮貌地夸我的出生地出名人多，我也只是友好地“哈哈”，決不會把錢鐘書先生的話順勢搬出來，顯露“登恒山而小天下”的睥睨，至于“半部中國近代史由湖南人寫就”這樣的話，兄弟是萬不敢冒險說的，如果碰上一個有鋒芒的人，說：哦，中國歷史上最沒落的一段，半部由湘人寫就嗎？那我就只有尷尬，然后訕訕了。 考據(jù)幾段史料，查找?guī)讉�名人，再引述幾條評語，恐怕不只是湖南人，江西人、四川人、河南人都會突然很牛逼，都縱橫中國，誰說不是呢？哈哈。何況，錢先生的話也不一定就是在夸誰呢。事實上他在說一件事——在中國，但凡成就大事，需分四個階段，要有四種能力，而這四種能力比較強烈地體現(xiàn)在兩廣人、江浙人、湖南人和山東人身上而已。具體哪四種能力，兄弟不揣淺陋，茲以“革命”的名義，試為諸公剖析之。帶頭搞事的能力，當(dāng)推兩廣人。舉幾個直觀的例子，洪秀全在廣西起事，孫中山搞辛亥革命，康有為梁啟超領(lǐng)銜戊戌變法，中華民族適逢三千年來未有之變局，幾個廣東人站在風(fēng)口浪尖，把神州大地搞得風(fēng)生水起，乾坤顛倒。中國當(dāng)代的改革開放，也是在廣東的南海邊的漁村，點燃星星之火后燎原中國的。賭和冒險，廣東人喜歡，這也是廣東人喜歡跳出來的性格原因，當(dāng)年張之洞主政兩廣，欲興實業(yè)，苦無銀子，頗躊躇。幕僚給他出主意：從廣東人身上弄一文錢比登天難，但如果你告訴他們花一兩銀子可能博得一百兩的彩頭，你就不用擔(dān)心銀子來得不快了。于是一場全民性的賭博活動在政府的引導(dǎo)下冠以福利彩票的形式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，據(jù)報導(dǎo)，當(dāng)時廣州萬人空巷，百姓靡然從之。如今，在建設(shè)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時代，福利彩票大行其道，青勝于藍(lán)，張南皮復(fù)起于地下，怕也要感慨萬千哦。勝負(fù)彩雙色球刮刮樂什么的，還是廣東人買得多。其實廣東人更喜歡玩大的——地下賭球，這個更刺激。廣東背靠南洋，海信頻傳，得風(fēng)氣之先，是他們善于首倡的地緣優(yōu)勢。其實，兩廣地居南陲，五嶺障之，原是落后地區(qū)，“數(shù)千年無論學(xué)術(shù)事功，皆未曾有一人出”（梁啟超），蓋因漢族文化發(fā)展，原是自北而南的�？扇�千年河?xùn)|，三千年河西，時至現(xiàn)代，漢家文化衰敗，西學(xué)東漸，那些搞信奉洋教、變法維新、革命排滿的先進分子如洪秀全、容閎、孫中山、康梁等，皆清一色老廣了。 兩廣兄弟善挑頭，但似乎欠缺后勁�？纯刺�平軍，占領(lǐng)南京后，銳氣正盛，美譽正隆，天時地利人和，無往而不利，若一鼓作氣，直搗北京，全國可傳檄而定矣。不料這兩廣兄弟和落第秀才洪教主，認(rèn)為“北方沙漠寒苦”，直隸是“罪隸之省”，勞師襲遠(yuǎn)不值當(dāng)，江南乃人間天堂，南京稱六朝金粉。在這兒“舒服舒服得了”，如此不思進取，坐失良機，令讀史者扼腕嘆息。倒是那湘人曾國藩，屢敗屢戰(zhàn)，百折不棄，滿足了洪教主“過把癮就死”的愿望。 常懷赤子之心，但骨子里缺乏某種更深沉的東西，我們是不是也可從孫中山搞辛亥革命、康有為梁啟超搞戊戌變法中咀嚼出些端倪？慚愧，朗月清風(fēng)，太平時節(jié)，兄弟在此坐而論道，搞么子“小我”的孤評，信口臧否，苛責(zé)先賢，真是坐著說話不腰疼，可惡可惡。推動革命持續(xù)發(fā)展，需要江浙人。曾聞一句著名歌詞“干革命靠的是毛澤東思想”，這在毛澤東思想誕生后是沒得說的，但之前呢？靠什么？從歷史唯物主義原則出發(fā)，除了人，我看靠的是“棉帛錢糧”！哈哈，誰說不靠呢，連淮海戰(zhàn)役都說是老百姓用小推車推出來的嘛。革命的目的是 “棉帛錢糧”，革命的過程更需要“棉帛錢糧”。缺衣少食，人心散了，隊伍就不好帶，革命自然大打折扣。江浙，一言以蔽之，物阜民豐。 “煮海為鹽，采山為錢，國稅再熟之稻，鄉(xiāng)貢八蠶之棉”， 這是左思的《吳都賦》說的。魏晉南北朝后，經(jīng)濟重心南移，從此江南之為國盛矣，隋唐以降，天下賦稅，三分有其二。這么富，雖不靠而不可得也。事實上，歷朝歷代都這么靠著，一靠就是千把年，政府軍靠他，農(nóng)民起義也靠，�；实目浚�那革命的也靠，都是人，要吃喝，而且都想吃得好睡得好。這么富，我不靠你靠誰？何況，這里還比較好靠。陸機的《辨亡論》說這地方“其野沃，其財豐，其器利”，談到這里的人，“其民練”！練者，練達、通透也，就是拍遍欄桿慣看秋月春風(fēng)的樣子。哈哈，也是，在這里，多少興亡更迭唱罷，幾多人間悲喜再現(xiàn)，江浙人都看膩了，說到底都是“興，百姓苦，亡，百姓苦”，不管哪路神仙，我都得罪不起，拿就拿點吧，別太過分啊，我自“隔江猶唱后庭花”去了，哈哈。當(dāng)然，此“練”亦江浙人擅生產(chǎn)、能聚財之高度概括也。與天斗，與地斗，江浙人成就蜚聲中外，響徹古今。兩江總督曾國藩說 “人才如海，財貨如山”，此之謂也。 這里說得江浙人好像無甚氣節(jié)，頗近馮道。其實不然，這種通達的氣質(zhì)在極大的程度上保護了生產(chǎn)力，并真正實踐著幾千年來一直影響著我們而又遙不可得的傳統(tǒng)文化精神——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同時也為我華夏最多地保留了讀書種子和經(jīng)濟人才，他們在革命階段，或許少見“猝然一擊”的魄力，缺乏“引刀逞一快，不負(fù)少年頭”的慷慨，但和平建設(shè)時期，這里源源不斷的智力輸出，確是全國需要而他省羨慕的。將革命推向高潮，湖南人站了出來。陳獨秀當(dāng)年有一篇文章叫《歡迎湖南人的精神》，文章寫道：“二百幾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，是何等艱苦奮斗的學(xué)者！幾十年前的曾國藩、羅澤南等一班人，是何等“扎硬寨”、“打死戰(zhàn)”的書生！黃克強歷盡艱難，帶一旅湖南兵，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；蔡松坡帶著病親領(lǐng)子彈不足的兩千湖南兵，和十萬袁軍打死戰(zhàn)，他們是何等堅忍不拔的軍人！”堅忍二字包含很多。 和平生息的年代，湖南人都是老實巴交的農(nóng)民和讀書人，或躬耕于田壟，或苦讀在書院。沉默少言，然而在時局艱危時候，這些唯耕與讀的湖南百姓會陡然血脈賁張，挺身而出。其爆發(fā)之強，堅持之韌，天下無出其右。太平天國死于湘軍之手，天耶？人也！蔡元培先生說 “湖南人性質(zhì)沉毅，守舊固然守得很兇，趨新也趨得很急�！币部梢酝ㄋ椎亟忉尀椋何曳N我的三分地，莫惹我，搞急了，老子和你搞到底。 “楚雖三戶，亡秦必楚”，是被逼急的湖南人撂出的狠話。所以也有人說：湖南這個地方叛徒少，暴徒多。歷史地理學(xué)家譚其驤先生在《近代湖南人中之蠻族血統(tǒng)》文中指出，湖南近代數(shù)十個大姓如向、舒、田、彭、楊等，皆出自漢代之后就見于記載的少數(shù)民族。同時代他的另一論文《湖南人由來考》，考證出湖南人來自天下，而“什九”（十分之九）來自江浙皖閩贛。因此，他認(rèn)為“自清季以來，湖南人才輩出，天下無出其右”得于漢族與少數(shù)民族通婚，本省人與外省人融合，雜交優(yōu)勢也。哈哈，這個很有趣味，不禁想起湖南人袁隆平。不過鄙人看來，譚其驤先生的論著也為湖南人既守舊，又趨新，既老實巴交，又霸蠻無畏的矛盾性格提供了考據(jù)。 日本人對湖南人感興趣，他們以為湖南人和日本人有相似的特質(zhì)，有著相似的血型結(jié)構(gòu)，都是以A型血為主。他們說湖南人A型血的比例非常高，是中國各省人中A型血比例最高的。 日本人為什么對湖南人感興趣？因為抗日戰(zhàn)爭時期，中國軍隊在正面戰(zhàn)場與日軍打了22次大會戰(zhàn)，其中就有6場大會戰(zhàn)發(fā)生在湖南，日軍在湖南吃了虧。在華北戰(zhàn)場不可一世的岡村寧次進攻長沙失敗，丟掉日本第十一軍司令官的位置。繼任的阿南惟畿中將是日本天皇的寵兒，在湖湘也是損兵折將，大吃苦頭。湖南境內(nèi)組織的6次會戰(zhàn)，消耗了在華日軍最精銳的部隊,湘西小城芷江為日本軍國主義敲響了喪鐘。湖南人A型血的多不多我沒考查過，但A型血具有什么特點我百度了一下：Ａ型人好勝心強，具有強烈使命感。明知取勝無望也仍然繼續(xù)堅持下去，決不肯中途放棄。Ａ型人將經(jīng)受住痛苦后所取得的輝煌成功，看作是人生的價值所在。侵華戰(zhàn)爭前，日本出了本《湖南省要覽》的書，總結(jié)了湖南人的性格：“自尊心強，排外思想旺盛，富于尚武風(fēng)氣，信仰釋、道，篤于崇拜祖先，迷信思想深，淡于金錢，反抗心理強，有嫉妒、排擠風(fēng)氣，多慷慨悲歌之情�！惫啡盏恼f的還真對。中國自古以來的朝代，都是流氓無產(chǎn)者打天下，但打下江山后，“起朝儀”，訂制度，就有賴于高級知識分子了。所以當(dāng)年的山大王要搞帝王政治，還不得不“與士大夫共治天下”。山東是士大夫之鄉(xiāng)，高級知識分子成堆。所以，山東人是最理想的收拾殘局的人，善后重建的工作歸山東天經(jīng)地義，因為這里是齊魯大地、禮儀之邦、孔孟故里，他們擅長訂章程。 毛主席說“我們不搞山頭，但我們承認(rèn)山頭”。對于歷史的態(tài)度咱也一樣，不糾纏，但得承認(rèn)。歷史上山東人訂制度搞穩(wěn)定是有經(jīng)驗的。讀過點歷史的人知道 “王與馬，共天下”一說，這“馬”就是東晉的皇帝司馬睿，而“王”即著名的王導(dǎo)，南渡的東晉新建不穩(wěn)，靠王氏一族維護周全，朝廷一切典章祭祀、官制禮儀，悉付王氏。而王氏就是山東瑯琊（臨沂）的世家大族（包括書圣王羲之），牛逼全國，門生故吏遍及天下。唐朝劉豫裼著名的《烏衣巷》間接印證了王氏大族的地位——“舊時王謝堂前燕，飛入尋常百姓家”，這個叱咤風(fēng)云的華麗家族，曾經(jīng)翻云覆雨，掌握河山沉浮于揮手之間。而烏衣巷就是士族上流的聚居地，平常車水馬龍，高干如云。這個“圈子”很排外，鄙視寒庶，甚至低門士族也不帶搭理，而圈子內(nèi)部門當(dāng)戶對，勾連緊密，后輩子孫形成勢力強大的“太子黨”。他們制定游戲規(guī)矩，把持官吏選拔，掌控朝政，頗有“禮樂征伐自圈子出”之意味。這撥高級知識分子是社會最穩(wěn)定的力量，同時又是最腐朽沒落的一群。所以，山東人并不是理想的革命者，相反，他們可能是革命的對象。所謂革命就是要打碎一個舊世界，所謂“打過長江去”，或者“打倒孔家店”是也，而舊世界的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(tài)就是山東人規(guī)劃和建制的，因此，在革命爆發(fā)后，山東人是恐懼的。隨著革命形勢的發(fā)展，山東人的心路歷程也悄悄發(fā)生了變化，由恐懼、觀望、被裹挾到積極投入。我們回憶一下中學(xué)的歷史課本，歷朝的農(nóng)民起義，前面的仗都打得差不多了，總有一批駐足良久的地主知識分子突然站了出來，他們散家財，興義兵，匯入革命洪流。哈哈，這好像說的就是山東人，他們就像童話拔蘿卜里的小老鼠，最后一使勁，把蘿卜給拔了出來。 革命領(lǐng)袖對士大夫的感情很復(fù)雜，又恨又愛。恨他們反動、動搖、參加革命晚，投機意味濃。愛他們，是因為“進城以后”，自己也要變成他們，而且需要他們重新恢復(fù)曾被自己親手毀掉的東西。于此，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無調(diào)侃地說：“你怎么也少不了他。”哈哈，那就算半個好了。每種精神都有其時代背景，反叛不能成為一個民族向上持久的力量。革命是因為改革遇到障礙不得已逼出來的，但多年來，革命主義成為本民族的一種思維方式和信仰，以至于制造革命。兄弟受黨教育多年，革命熏陶日久，每遇思考，無論大小，輒被革命方向指引，還請改良或保守仁兄諒宥之。關(guān)于錢先生的“三個半說”，兄弟羅里巴唆一大堆，一語歸綜，即兩廣人跳出來，說：革命了！于是江浙出錢，湖南出人，鬧將起來，事情搞得差不多了，山東人出來擬章程，就這么，天下由大亂而大治，三個半人便搞定了。你說是不是？如果把這三個半人比作人生的四個階段的話，那么兩廣人就是叛逆的少年，湖南人是熱血的青年，江浙人是成熟的中年，那半個山東人便是世故的老年了。孔子曰：“君子有三戒。少之時，血氣未定，戒之在色。及其壯也，血氣方剛，戒之在斗。及其老也，血氣既衰，戒之在得。”綜觀上文，以孔圣人之“三戒”驗諸錢先生之“三個半”，其長其短，其優(yōu)其劣，諸兄得無別有會心乎。

老鷹

其實四川人也很厲害。

亮劍

樓主這個設(shè)置看起來難受死了

深南大道

寫的不錯